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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莊城市印記·改革樂章(七)

(中國農村民主政治改革的成功嘗試——趙縣村民代表會誕生記 李懷竹)

石家莊政協   時間:2019-12-27   瀏覽量:

  1989年,我擔任趙縣縣委副書記,主管黨群工作,具體負責組織、紀檢、統戰、信訪等部門工作,并聯系人大和政協工作。


  當時,農村工作普遍存在“三大難”,即提留和征購難、計劃生育難和宅基發放難;并且是群體性上訪事件集中爆發期。除了周圍各縣普遍存在的“三大難”外,趙縣圍繞梨樹糾紛的大規模群眾性上訪案件接二連三,并且成為農村“三大難”的誘因。


追根溯源“三大難”


  趙縣是著名的雪花梨主產區。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前,一角錢能買到幾斤梨,梨不如糧值錢,梨農窮在梨上,糧農富在趙縣梨園糧上。改革開放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梨產量增加,價格暴漲,一市斤好梨最高能賣到一元五六,一畝高產梨園可產梨萬余斤,梨農家家都是萬元戶。在梨區,十萬、百萬元戶并不稀奇。梨農成了暴發戶,梨區成了全縣最富有的經濟區。同一時期,雖說糧食產量提高了不少,糧價增加了不少,但相比之下,糧農收入就少得可憐。


  20世紀80年代初期,趙縣在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農民有的分了梨園,有的分了糧田;有的分的是老樹,有的分的是幼樹;有的分的是良田,有的分的是荒灘。到80年代末,良田栽了梨樹,荒灘變成了果園;幼樹進入盛果期,老樹進入衰老期;人口少的娶妻生子,由人少樹多變為人多樹少;人口多的老死病亡,兒上學女出嫁,由人多樹少變為人少樹多。承包時,有的干部以權謀私分了好地好樹,低價承包了村里的荒灘、果園,承包合同漏洞百出;有的依仗職權,借口因合同漏洞,長期不交承包費。因為梨樹出現的經濟利益格局的變化,在趙縣鄉村引發了一場又一場梨的風波。梨樹糾紛造成的鄉村政局混亂,摧垮了部分鄉、村領導班子,加劇了農村的“三大難”,也造成了縣、鄉、村正常工作難以有序開展。新宅店鎮范村180畝果園被少數人不合理承包,多數村民因利益受損,強烈要求重分。第二次分樹,又因各戶數量懸殊和多數戶缺乏管理經驗,造成梨樹大量死亡,村民意見很大。1984年以后,這個村六年換了五任班子,村里混亂的時候,170多名村民坐17輛拖拉機到縣委、縣政府上訪告狀。告狀戶租一套高音喇叭和村干部對著喊,有時把村委會的喇叭搶走。范村還出現過兩個村委會并存對峙的局面,一個是鎮政府任命的,認為自己名正言順;一個是多數村民自發自主選舉產生的,擁眾自重。兩個村委會各行其是,以大喇叭為武器,公開對陣。圪垯頭鄉北隆化村,部分村民對村干部有意見,拒繳提留、征購。村干部請求鄉政府支持,鄉領導帶領派出所民警入戶強收糧食,被村民團團圍住??h公安局聞訊派出干警解圍,又被上千村民圍在里邊,發生砸毀警車、打傷民警事件。村民在鄉、村解決不了問題,就自發串聯集資成批成批地到縣、地、省上訪。有的開著數十輛拖拉機沖進縣委、縣政府大院,成百上千的群眾坐在縣委、縣政府大院和縣主要領導辦公室外的樓道上,要直接向領導討個說法;還有的村民直接奔地區、省上訪,堵政府大門,截省、地領導的車,一時趙縣成為省、地的信訪重點縣。


  我一上任,一個接一個群體性上訪案件,就把我這個主管信訪工作的副書記推到了與村民面對面直接對話的第一線。接待上訪群眾和深入鄉、村解決上訪案件,成為我第一位的任務。在與鄉、村干部和村民的接觸中,有兩件事對我觸動很深。一件事是,有一位村民,有地撂荒,有家不歸,帶著妻兒逃荒要飯,連續三年進京上訪,被鄉、村干部稱為“刁民”和“上訪專業戶”。我在和他直接交談并深入群眾調查中,才知道事情的起因是,村團支書的地與他的承包田相鄰,這個團支書依仗與村支書是親戚,無理強占了他一垅地。他不服,一級一級上訪都沒有結果,地荒了,家窮了。鄉村干部又上門強收征購糧,他只好離鄉背井走上了進京上訪路,傾家蕩產也要討個說法。一個倔強、耿直的農民,就這樣變成了個別鄉村干部眼中的“刁民”。另一件事是,我在調查中了解到,高莊村多年政通人和,沒有發生過一起上訪案件。村支書任職二十多年,自覺形成一個慣例,遇村政大事都與黨員、村民代表商量,主動接受黨員和村民監督,干群關系非常融洽,工作推行非常順利,根本不存在“三大難”。后來,這個村學習外地經驗,正式建立了兩個“議事會”(黨員代表議事會和村民代表議事會),給了村民代表村政事務建議權、對村委會工作的監督權和干部推薦權,把過去的做法制度化,村務的處理做到了公開、公正、公平,得到村民贊同和支持。


  與鄉村干部和村民的廣泛交流,使我深深感悟到,在農村,之所以出現“三大難”,之所以出現鄉、村干部與村民的嚴重對立,原因就是三個字“不公道”,其根源就是缺乏對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的有效監督,缺乏對鄉村干部行為的規范約束。


  很快,我將所聽、所見、所思,向縣委書記褚明海等縣領導作了匯報,并共同對農村官難當、人難管、事難辦,和如何破解這道難題進行反思,形成了共識。


確立破難題的新思路


  回顧縣委解決農村“三大難”的全過程,大體經歷了三個認識階段。第一階段,縣委認為,農村干部處在工作第一線,處在農村矛盾焦點上,要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就要千方百計調動他們的積極性,靠他們去碰硬。為此,縣委采取了提高農村干部待遇,給農村干部上保險,實行離職補貼,加倍賠償農村干部的經濟損失等鼓勵措施。村干部平均年工資由原來的800多元增加到1400多元。結果事與愿違,干部作風越硬,農村工作越難做,干群關系越緊張,針對農村干部的砍樹、傷人、放火、上訪告狀案件越多。第二階段,縣委在調查中發現,在大多數農村干部感到工作難的情況下,有部分村的工作,由于干部素質高,立黨為公、辦事公道、作風民主、政通人和。對我們影響最深的是省級優秀共產黨員、縣紅旗黨支部書記永安村趙衛國同志,他說:“現在不是農村工作難了,而是群眾對鄉村干部的要求提高了?!边@使縣委進一步認識到,解決農村工作難,關鍵是有一個好支部班子和支部書記。因此,縣委提出了“給錢給物不如給個好支部書記”的辦法。這對提高農村干部的素質,改進基層干部思想和工作方法,改善黨群和干群關系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此一階段,還沒有從更深層次考慮,如何產生好干部,如何使干部不變質、不變色,如何不斷實現農村干部吐故納新、優勝劣汰,僅是單純把希望寄托在支部書記一個人身上??h委在實踐中逐步感到,不受制約,單靠能人治村只是理想主義,不是現實主義。這對自我約束能力強、素質高的村干部和農村基礎好的村固然有效,但對亂村、難村,尤其是領導班子長期癱瘓的村作用甚微,更何況有不少原來認為優秀的村干部,經不起改革開放的考驗,站在了群眾的對立面。如南花邱的村干部,長期不為群眾辦實事,學校破了、村路壞了沒人修,有的村民就編了順口溜“要想富,沒支部”,發泄自己對村干部的不滿。這時,我們分析了農村面臨的新形勢、新情況,認識到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農村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它引起了農村社會的劇變。一是經濟基礎的多元化必然導致經濟利益的多元化,過去集體經濟一元化,現在是個體、集體并存,以個體經濟為主。個體經濟又因為各自利益不同,村民又各有各的利益訴求。二是家庭承包為單位的個體經營,又必然導致生產的分散性和人員的流動性。三是經濟的多元化、經濟利益的多元化,喚醒了村民保護產權、維護家庭及個體經濟利益的強烈民主意識。四是生產的分散性和人員的流動性,使過去你講我聽的一元化領導模式,失去了可行性和權威性。許多村民離村務工經商,相當一部分村的村民會議召集不起來,就是召開戶主會議也很不易。村委會組織法關于“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問題,村民委員會必須提交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規定難以落實。趙縣281個村,少者數百人,大者近萬人,靠開村民大會討論決定問題,多數都流于形式;單靠村干部包辦代替,村里大事往往由少數干部說了算。這同群眾日益增強的民主意識和直接參與農村事務管理的內在要求發生了矛盾,不少地方干群關系緊張。群眾抱怨,村干部“辦事不公道,自己說了算”。村干部也感到“村民難管,事情難辦,干部難當”。經過分析,縣委主要領導成員意識到,我們正在經歷第三個認識階段,即趙縣要走出農村工作難的困境和怪圈,就要由過去給錢給物不如給個好支部、好干部,深化到給錢給物給人不如給個好機制;縣委要由“救火隊”,轉變為支持村民自治、把農村錯綜復雜的矛盾化解在基層的工作隊。


從“議事會”到“代表會”的制度創新


  1990年4月,縣委決定,在借鑒外地經驗和總結高莊村民自治典型的基礎上,在全縣農村推廣“兩個議事會”的經驗。


  在推行中,我和具體抓這項工作的人大常委會主任王竹林、副主任朱華忠發現,像高莊這樣的先進村,村干部自覺把自己置于村民的監督之下,真心實意抓村民自治,很快建立了村民代表議事會。但更多的村,特別是那些“難村”“亂村”,村民代表議事會走了形式。有的村干部怕大權旁落,指定自己的親友當村民代表;有的村有村民代表議事會組織,村干部怕群眾提意見從不開會;還有的村村民提出,村民代表提出的意見、建議,村干部不聽怎么辦?有的村村民代表感到自己的意見沒人聽,就拒絕出席議事會。我們在和鄉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座談中認識到,村民代表議事會雖然解決了農村、特別是人口規模大的村,因經營分散和人口流動造成的開會難,但是只作為村干部的咨詢機構,具有建議權,而沒有觸及村民要求基層政治民主的內在訴求,沒有落實《村委會組織法》關于村民自治這個核心的原則。如果在村民代表議事會的基礎上,吸取高莊等村的成功經驗,真正將村民代表議事會這個咨詢機構提升為村務決策機構,實現村民代表的直接競選,并賦予村民代表議事會涉及全村村民利益問題的決定權、對村政事務的監督權和對個別村干部的選舉和罷免權,這就實現了農村重大問題決定權由村干部向全體村民轉移,實現了農村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之后,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新突破,使村民自治的原則進一步變為村民當家做主,自己組織起來,依靠民主的力量來治貪、治難、治亂。我們將這些想法與高莊等先進村的干部、村民交流后,得到他們的贊同。他們認為,雖然他們過去沒有這么說,但都是這樣做的。這些想法尤其得到一些“亂村”“難村”村民的積極支持。思路理清后,我對依靠群眾解決全縣農村工作的難點問題有了信心和勇氣,心情豁然開朗。


  經縣委同意,1990年8月,我們選擇在高莊所在的鄉楊家廓鄉進行試點,一是將競爭機制引入村民代表的選舉;二是將村民代表的“兩權”(建議權和監督權)擴大為“三權”(決策權、監督權、選舉和罷免村委成員權),將村民代表議事會由村干部的咨詢機構提升為村民當家做主的權力機構,使農村基層政治民主出現質的飛躍;三是規范村民代表議事會的代表產生程序、職權范圍、組織形式、議事方法。在討論村民代表會議主持人名稱時,人大常委會主任王竹林建議說:“土地革命時期的農會和后來的貧協都叫主席,咱們還是繼承革命傳統吧?!蔽沂仲澩奶岱?,并說,我們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解放戰爭時期提出“一切權力歸農會”,通過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調動農民當家做主的積極性,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在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應發揮優良傳統,響亮地提出“農村的一切重大問題都要經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時任石家莊地區人大工作委員會調研員、原地區副專員溫剛同志,對農村問題和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十分關注。我向他介紹了趙縣村民代表議事會推行的新情況后,他非常支持,很快來到趙縣調研,召開座談會,對鄉、村干部和村民的這項創舉給予充分肯定。他說,按照1982年的新《憲法》和1987年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規定,農村實行村民自治,民主選舉村民委員會,并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但是,由于每個村,尤其是大村,人口眾多,人員流動性強,召開戶代表參加的村民會都困難,村干部和村民之間出現了“斷層”,農村組織形式中實際上缺少一種能保證村民參與村政管理、監督干部和經常溝通干部與群眾關系的機制?!皟蓚€議事會”盡管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自治,這種做法沒有法律依據。1986年,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征求意見時,他和省人大常務委員主任郭志提出設立村民代表會,未被采納。但他們始終認為,只有建立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才能使村民自治原則具有可操作性。省人大《村民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大村可設村民代表會議。趙縣的做法是對省人大《村民委員會組織條例》規定的具體實踐和創新,既符合《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關于村民自治的原則,又符合省人大條例的規定。他建議我們將村民代表議事會正式改為村民代表會。


  縣委、縣人大領導接受了溫剛同志的建議,正式將村民代表議事會改為村民代表會,使這一群眾創舉名正言順。同時,我們還制定了《趙縣村民代表會規則》,從村民自治原則、組織建設、權利和義務、議事時間和程序四大方面,使村民自治具體化、規范化。一是規范村代表選舉??砂淳幼∥恢?、井臺、工商經營、組織,自愿就近結組,每10——15戶選舉一名村代表,根據人口多少,每村產生30——60名村民代表,村民代表可連選連任,也可由村民隨時撤換。村民代表每月或每季召開一次例會,遇有重大問題可臨時開會。二是規范重大問題決策范圍。這包括村政規劃、經濟發展計劃、公共建設項目(如道路、學校等)、財務收支和其他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問題。議題由黨支部、村委會或10名以上村民代表聯名提出,必經征得三分之二代表同意才能作出決定。三是規范民主監督村政事務。征購、提留、計劃生育、宅基地發放等難點、熱點問題,要讓村民代表參與監督。四是規范村委會和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的權限。村委會是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的執行機構,村民代表會擁有對村委會成員的補選和罷免權、對農村重大問題的決定權、對村委會工作的監督權??h委、縣人大和縣政府還要求試點鄉,對沒有引入村民代表競選機制,干部指定代表、選舉走了過場,沒有做到《趙縣村民代表會規則》規范要求的村,推倒重來。至此,一種集中基層干部、群眾經驗和智慧,適合現階段農村情況,能充分體現村民自治原則,有法律依據的群眾性組織形式——村民代表會,便正式誕生了。


  1990年10月份,全縣現場會在楊家廓鄉召開,這次會議向鄉村干部介紹推廣了試點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的經驗和做法。同年11月,縣人大常委會正式作出決定,在全縣農村普遍建立村民代表會議制度,縣委、人大、政府組成專門班子,下鄉駐村抓落實。


村民自治能夠治亂、治癱、治難


  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極大調動了趙縣農民當家做主的積極性,越是“難村”“亂村”、領導班子癱瘓村、上訪重點村,村民的熱情越是高漲。郜家莊村原是全縣梨區有名的富村,曾有幾位支部書記升任縣、鄉領導。后來這個村的干部以權謀私,不為村民辦事,學校漏雨沒人修,村路變成了臭水溝,因道路不暢,梨價比鄰村低幾分錢。部分村民因對村干部有意見,拒交提留、征購,鄉、村干部強行征收,被村民圍在村委會的樓上,村民投石塊攻擊鄉、村干部。村班子因此癱瘓,村政陷入混亂。在村民代表會建設中,這個


  村的老黨員主動串聯,組織村民選舉產生了第一屆村民代表會。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動員村民集資修路。村民積極響應,一天集資40多萬元。修路時,村民自愿投義務工216萬個,出動各種車輛1200多輛次。年邁的老人、上學的兒童,扶老攜幼主動給修路的村民送水送飯,場面十分感人。他們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修了11萬平方米的水泥路面。在取得村民、黨員信任的基礎上,這個村重新選舉了“兩委”班子,開創了工作新局面。北白尚鄉一個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村干部擅自把過去年收入十幾萬元的集體果園,承包給了自家兄弟,承包費只有幾萬元。后來這個村干部又入股果園,并且在承包期內分文不交承包費。村民多次上訪,都不能很好解決。村民代表會籌建時,黨員、群眾自己出錢找車,把在外工作的村民找回來,用小板車把病在床上多年的老黨員拉進會場,滿腔熱忱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力,選出了第一屆村民代表會。村民代表毫不客氣地提議罷免了那個以權謀私的主要村干部,保護了自己的經濟權益。鄉鎮領導長期解決不了的問題,村民與村民代表會很快解決了。


  村民高漲的民主熱情感動了我們,許多村由亂變治,很多工作由難變易,這引起了縣、鄉領導層和社會各界強烈反響??h委為將這項農村改革一抓到底,提出綜合配套深化村民自治改革。不僅縣人大抓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而且要求全縣做農村工作的所有部門,都要重新總結和反思自己的工作,思考如何把分管的工作納入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程序。組織部門認識到村民代表會是農村政權的基石,必須圍繞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理順黨支部與村民代表會的關系。村黨支部的主要任務是領導、支持村民當家做主,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問題都無條件提交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村民代表會作出的決定,只要不違背黨的方針政策和國家的法律法規,黨支部就要支持,村委會就要執行。改黨員代表議事會為黨員代表會。黨員代表會,由黨員大會選舉產生改為由村民代表會中的黨員代表組成,在村民代表會中起核心和保證作用,保證村支部的正確提案變成村民代表會的決定。具備條件的支部成員還被村民代表推選為村民代表會的主席、副主席。紀檢部門圍繞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著力抓好村務公開制度建設,反腐倡廉??h委在《關于進一步加強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的決定》中明確規定:今后,縣土管局、計生委、鄉鎮企業局、農業局、財政局等涉農部門,各鄉鎮政府,在涉及農村重大事項的工作中,如審批土地、土地和果樹承包、照顧二胎生育指標、發展集體經濟等,都要把村民代表會議討論決定的意見,作為重要的審查程序。凡村民代表會議依法補選和罷免的村委會成員,只要按干部管理權限備案,縣、鄉兩級不予干涉。對村民代表會討論通過的決定,只要不違背黨的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就要大力支持??h委有針對性地總結了北王村村民代表會理財的經驗、北中馬鄉村民代表會清財的經驗、西楊村鄉村民代表會對村干部實行目標管理和績效掛鉤的經驗,前大章鄉村民代表評議電工和教師的經驗等。這些舉措,有力地推動了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的深入和全面開展。全縣281個行政村,除5個人口較少的村實行村民會議外,其余全部建立村民代表會議制度。


  村民代表會議制度顯示了旺盛的生命力,給農村工作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一是激發了農民當家做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村民代表會議制度重新確立了村干部與村民的公仆與主人關系,清除了農村工作的“斷層”,調動了村民當家做主的政治熱情和責任感。馬平鄉西章呂村,村民原以為選村民代表,還和過去一樣搞形式主義,選“舉手”“開會”的代表,都怕耽誤農活,有一個選區選了一位在外地居住的寡婦當開會代表。當他們看到村民代表真正當家做主了,都后悔了,找到縣人大強烈要求重選代表。圪垯頭鄉南隆化村,干部存在嚴重以權謀私問題,村民強烈要求選舉村民代表,清理本村財務。鄉領導遲遲下不了決心,怕影響干部情緒,搞亂了村子。村民自發組織起來,掛了滿街要求建立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實行村民自治的標語。全縣通過村民代表評議村委會干部,罷免和撤換了45名不想干事、不會干事和以權謀私的村委會成員。二是實現了民主決策,保證了決策正確和執行有效。過去靠村干部少數人決策,容易出現失誤、偏差,即使正確也會因村民的不理解、不支持,無法順利執行。村民代表自己決定村里的重大問題,自己的事自己做主、自己管,辦事效率高,也減少了決策的盲目性。1991年,全縣對新上的村級集體項目,經村民代表會討論、批準的80多個,否決了不合理項目36個,避免經濟損失210萬元。這一年,全縣村辦集體企業利潤比上年增長238%。三是農村由亂到治,難事變易,群體性上訪事件得到有效遏制,矛盾化解到鄉村。鄉、村干部的工作重點,由充當“救火隊”轉變到發展生產、興建利民的公益事業上。往年糧食征購時,要依靠鄉村干部逐戶催繳,甚至動用干警“拔釘子”,還不能按時完成。1991年夏糧征收,村民代表會議討論制定了交售計劃,并積極向村民宣傳征購政策。交售時,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帶頭早交糧、交好糧,使全縣10900萬公斤的任務只用7天就提前全部完成,并補交歷年尾欠200多萬公斤,收回集體欠款800多萬元。全縣村民集資7443萬元,修整道路600多公里,新建校舍38所,興辦鄉、村敬老院32所。四是促進了農村廉政建設。西封斯鄉北王村,過去干部優親厚友,辦事不公,每年公款吃喝萬元以上,干群關系緊張,各項工作長期落后,幾乎一年換一任班子。村民代表會成立后,對群眾意見較大的財務收支、果園承包、發放宅基地等進行了討論,制定制度,加強監督,并對村干部進行民主評議,撤換了有問題的1名村委副主任和兩名村委成員,促進了各項工作開展。該村由有名的“老大難”村,變成全縣的文明村。在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中,全縣涌現出了一大批清正廉潔、辦事公道、敢抓敢干的村干部。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深化了農村的公開制度建設,使村務公開透明,讓村民對干部放心。


  趙縣的村民代表會,如古代的趙州橋一樣,在全國首開先例,引起了各級領導和新聞媒體的關注。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郭志邀請趙縣人大主任王竹林帶領6個村的村民代表會領導,在省人大常委會上介紹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的經驗,贏得陣陣掌聲。郭志主任還親自撰稿在報紙上介紹了趙縣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1992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批轉了省人大常委會黨組《關于趙縣農村建立村民代表會議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在全省推廣趙縣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的經驗。時任國家民政部副部長的多吉才讓稱贊,這是村民發揚民主、參與村務管理的有效組織形式。全國人大認為,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是對《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個別條款的完善。同時,新華社《人民日報》《法制日報》《河北日報》等多家新聞單位都報道了趙縣村民代表會這個新生事物,其中新華社的報道被美、日、澳、新、香港等華人報紙在頭版頭條進行轉載。有的報道的題目是《趙州人新建“趙州橋”》,把村民代表會比喻為密切干群關系的新“趙州橋”。


對村民自治實踐的感悟


  時隔十六年,回顧與趙縣干部、村民共同創建村民代表會的往事,干部、群眾參與基層政治民主建設的動人場景,仍然記憶猶新、歷歷在目,讓我由激動而感動,并由感動得到感悟。一是,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中國農村經濟基礎的偉大變革,必然引起基層社會、政治制度的巨變,使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適應。村民代表會是歷史的必然產物,我們對群眾的創造只是做了一些因勢利導工作。盡管村民代表會議制度建設可能道路曲折,但是農村改革開放帶來的利益多元化,必然要由村民自治的民主形式協調關系,調解矛盾,保護不同層次勞動者的利益,在照顧少數人利益的基礎上,使少數人服從多數人的意志。這是村民代表會的生命所在。二是,搞村民自治,不是村民,而主要是干部具備不具備政治民主的覺悟和素質。建設村民代表會議制度的實踐告訴我,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黨的群眾路線不是一句空話。有人有一種偏見,總認為農民素質低,我國國情不宜搞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革命史上,曾有過轟轟烈烈的“一切權力歸蘇維?!薄耙磺袡嗔w農會”的農民運動,什么時候相信、依靠群眾,什么時候就會贏得成功?,F在的農民,比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農民文化和道德素質應該更高。因此,現在根本不是農民素質問題,而主要是干部愿不愿、敢不敢放棄特權,進行自我革命,還權于農民,由“父母官”變為“人民公仆”。關系擺正了,農民會比干部更聰明,創造更多奇跡。領導干部應時時告誡自己,不要困難時就想到群眾,順利時就忘了群眾,否則長期脫離群眾,人民群眾就會拋棄我們。要時時有這樣的危機感,才能“順民心則昌”。三是政治民主是干部腐敗的天敵。實踐證明,解決農村干部腐敗問題,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比寄希望于少數干部的能人治村更靠得住,“機制比人更可靠”。農村的老大難,不是難在群眾,而是難在干部;農村的亂,不是亂在群眾,而是亂在干部。


  趙縣是我擔任領導干部的第一站。在創建村民代表會議制度這個大課堂,基層干部群眾給我上了生動、深刻的第一課,讓我得到了一次黨的群眾路線的再教育,終生受益。


  注:本文選自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石家莊改革開放三十年憶述》一書。作者曾任趙縣縣委副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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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石家莊城市印記作者:李懷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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